如果没有外出安排，清晨，一头白发的他都会从华中科技大学校内的家里出发，穿过一排排70年前与同学们一起栽下的梧桐、桂树，8点前准时出现在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水工楼的办公室。

　　1953年夏天，18岁的张勇传第一次离开家乡，从河南南阳的白水河畔来到华中工学院（华中科技大学前身）求学。彼时，这所高校刚创办未满一年。凭着优异的成绩，张勇传毕业后留校工作。

　　张勇传数十年扎根于此，从事水电能源领域的教学与科研，亲眼见证华中科技大学成长为国内综合实力靠前的院校；他立足水电专业，在水库运行基础理论、规划决策与风险管理、水电站经济运行计算机实时控制等方面开创了多个“中国第一”，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　　在许多场合，这位“中国水电能源理论的开拓者”称自己“一生伴水而行”。闲暇时，他喜爱练习书法，最常写的是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

　　他常常对学生说：“做人做学问的态度就要像水一样，既柔且刚。无论面对怎样的挫折，都不要影响自己的信念、目标以及做人的准则。不管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，都永不停息地流淌下去，流过山川，流过平原，给人类带来永无穷尽的资源和福祉。”

　　1935年3月，张勇传出生在南阳白河边的一个村庄，兄弟3人。父亲读书明理，看重教育，困难时期变卖家中部分田地供孩子们读书。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他深知落后就要挨打，要求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学好科学知识，希望日后能为祖国强盛做点什么。

　　从家乡盆窑村小学毕业后，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中学——南阳中学。南阳是一座古城，“科圣”张衡、“医圣”张仲景等名人就诞生于此。张勇传是听着家乡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长大的。

　　老师讲过“张衡寻访炼铁场”的例子。一次，少年张衡路过一家打铁铺，看到店里有人在锻造农具，就问这铁从哪里来。对方告诉他来自城外白河上游的炼铁场。张衡出城沿着河岸寻找，最终找到了一排排矗立的炼铁炉，观察、了解到了炼铁的全过程。

　　“这说明做学问的方法是‘问学’，要善于提出疑问，在破解疑问的过程中，学习到真正的知识。”在此后的学业与事业中，张勇传将“欲知则学，欲学则问，不问不学，不学不知”作为精进的格言。

　　“他不仅是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，在天文、地震、数学、机械制造等方面成就卓绝，还是了不起的文学家。天上，有后世为纪念他而命名的‘张衡星’；笔下，他的代表作《二京赋》《南都赋》《归田赋》等流传至今。”张勇传说，他印象深刻的是记述南阳郡地理风貌、山川礼俗的《南都赋》。

　　“在当时，不论课堂上还是课后，语文老师、历史老师或者几何老师，都会讲一些张衡、张仲景等名人的成长故事。”张勇传认为，中学老师们潜移默化间给自己心中埋下了一颗追求科学文化的种子。

　　几何老师讲解图形证明类的题目，讲完一种方法后，有时会抛出问题：还有哪几种方法可以证明？下课后，张勇传总爱琢磨，剩下的几种方法是什么？思考得多了，心中的答案也就多了，他在与老师探讨的过程中，有时也会把老师“问倒”。初二时，他在学校得了个“小华罗庚”的外号。

　　“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眼光、不同的气派与向往、不同的科学态度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问题……彼此都会加深对自然科学、人文道理的认识。”张勇传认为，当时看似平常的启发与探讨，帮助自己慢慢养成了“问学”的习惯，成为开阔思路、掌握知识的重要方法。

　　当时的南阳高考生本应在河南许昌考试。不料连降暴雨，白河水突然猛涨，洪水淹没了通向考场的路。为了帮张勇传顺利赶到考场，父亲筹钱雇了一条运货的小船，母亲递过来七八个煮好的鸡蛋，祝他一帆风顺。

　　看着母亲远去的背影，张勇传瞬间想起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但他很担心因为这暴雨而失去高考的机会，于是与撑船的渔民出发，改去邻近的湖北省襄阳市赶考。

　　雨仍在下，两人顺白河下行。令张勇传有些惊异的是，平常一条不大的白河，此刻竟翻腾起比人还高的风浪，小船忽高忽低，奔涌的洪水一遇转弯处，迅即卷出漩涡来。张勇传与渔民在小船上颠簸了一天一夜，终于在开考前一天到达襄阳。

　　赶考路上淋了雨，加上旅途疲乏，张勇传感冒了。考场上，他头脑有些昏沉，考试结束，感觉“没有考好”。

　　很快到了放榜的日子。在报纸上，张勇传“幸运”地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他被“华中工学院动力类”录取了。

　　彼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百废待兴，国家建设急缺大量工业人才。1952年冬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武汉建立华中工学院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。

　　建校之初，华中工学院开设机械、动力、汽车和内燃机、电力4个学系，都属于重工业“机械制造”和“动力”范围之内。动力学系下设水力动力装置等3个专业。

　　开学时，校园尚在建设中，纵横交错的马路格局初显，两侧大部分还是工棚，整个校园就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。师生们被临时分配到学校的4个分部（武昌、桂林、长沙、南昌）学习。

　　动力类师生在桂林分部上课。老师介绍专业详情时，张勇传得知，自己所在的“水力动力装置”是全国第一个开设的水电专业。这一专业1953年首届招生4年制两个班，共60名学生。

　　当时的新中国，水力动力装置十分少见。正因稀少，张勇传更加觉得，“国家需要，学这个就很重要。等学有所长，就有为国家作贡献的机会”。

　　大一教微积分课的老师黄步瀛是从中学调来的。张勇传记得黄老师讲课的场景：上课从不带讲稿，手捏一支粉笔从头讲到尾，逻辑性强，富有哲理。比如讲到“极限”的概念，阐释“无限大”“无限小”，黄老师吟诵《庄子》的“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……”边讲边比画，让同学们自己体会。

　　黄老师的课通俗易懂，轻松活泼。讲到数学学习的窍门之一是“多练”时这样举例：“理发师剃头那也是要靠练的，师父会让徒弟练上3个月，考察刮脸看手稳不稳，趁徒弟不注意，‘啪嗒’拍一下手，手不动就说明练到位了，刀分毫不可失，不然刮到顾客鼻子那怎么得了？”“全班同学在哄堂大笑中记住了什么是‘熟能生巧’。”张勇传回忆。

　　受黄老师启发，加上自己爱琢磨，大一时张勇传围绕“倍函数”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见解。这让当时的辅导员、微积分课程助教李柱眼前一亮。数十年后，李柱教授在一篇回忆录里评价张勇传“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”。

　　张勇传物理、化学等几门课也表现优秀。在桂林分部上完一年级后，他回到了学校武汉本部。

　　不料，正值长江突发“1954特大洪水”，张勇传和同学们在假期参加了抗洪抢险。“听吧，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，穿好军装拿起武器！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，万众一心保卫国家！我们再见吧，亲爱的妈妈……”校园广播里响起苏联歌曲《共青团员之歌》，大家热血沸腾，连夜汇集到长江边。

　　同学们有的挖土，有的挑土，不断增加江堤的高度。有的土质不符合要求，好不容易挖了挑过来，浑黄的洪水一冲，坝就裂缝了。大家在摸索中弄清用什么样的土才管用，坝要怎样才能夯实。

　　师生们干了一天一夜。张勇传记得，夜里很晚，学校有些专家还在现场研究怎样找到管涌的口子。

　　这次大抢险，加上高考洪水中赶考的经历，让张勇传对水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性沉思：“滔滔江河水，足以令人惧怕，但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。能不能运用科学技术，将水害变为水利？”

　　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他念起贾岛的《寻隐者不遇》，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。“如果老师把知识都教了，学生怎样前进一步呢？要启发学生发挥想象力，努力创新。”他说，自己后来“有些工作做得还可以”，都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做出来的。

　　大四时，张勇传对“水能计算”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此前，“水能计算”必须做试算，过于繁琐。他发明了一种新方法——“图解法”，简化了原来的过程。他将这一研究结果写成文章，投给《水力发电》杂志，没想到接到了回信：用稿纸誊抄寄回。那时的张勇传还不知道什么叫“稿纸”，打听一番才弄清。不久，文章顺利发表。

　　这是张勇传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，带给他极大的激励。他亦将此看作自己学术创新的“处子之作”，至今保留着这篇文章。1957年大学毕业后，想要在水电领域做出更深远研究的张勇传，经双向选择留校任教。

　　彼时，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学科世界领先，我国的水电专业基本是照搬苏联模式筹建起来的。苏联水电专家在中国设了3个援建点，分别位于清华大学、华东水院（现“河海大学”）和华中工学院。

　　1958年10月，高教部在华中工学院举办水电进修研讨班，从全国选拔出近30名水电方面的高校教师和科技人员参与，张勇传名列其中。授课老师是苏联专家谢福拉副教授，课程包含水电站运行及管理等内容。

　　谢福拉是最早将电厂优化运行理论引入中国的外国专家，用俄语讲课，课上配有翻译。张勇传想将知识理解得更透彻一些，但两个现实困难摆在面前：自己大学期间才学初级俄语，远不具备能自如听课的能力；同时，专家在课后会留下一些参考文献让大家研读，大多是些英文资料，张勇传的英文也尚未达到轻松读文献的水平。

　　为了抓住机会将知识学得更扎实，张勇传花了很大精力，一本本啃俄语、英语、水利等方面的书籍，硬是将老师留下的问题一一理解透彻。

　　随着专业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，张勇传一步步走上水电能源开发与优化调度的科研之路。

　　水库优化调度，需要用好水库的蓄水。如果平时存水太多，洪水一来会面临失控风险，甚至冲毁大坝，严重损害人们的生产生活；如果放水太多，将造成水资源浪费，枯水期导致下游灌溉困难。

　　以前，我国水库调度只能凭借调度人员的经验。张勇传要做的，是找到科学的调度方法，寻求对水库水电站长期运行方式的最佳控制，充分利用水能，取得最大发电效益、社会效益。

　　经过持续研究，1963年，张勇传写就《水电站水库调度》一书，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。这是我国水库调度领域的第一部著作，当时他年仅28岁，业内评价“表现出优秀的研究才能和刻苦的钻研精神”。

　　20世纪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，正值我国困难时期，张勇传常常吃不饱饭，不得已吃些野菜。在基本生活难以保障的情况下，有的人难免放松对学业、事业的追求。

　　营养跟不上，张勇传一度身体浮肿，“袜子穿不上，提个裤子也绷得紧紧的”。但他明白，做研究工作必须懂得很多东西，这需要耐得住寂寞，要吃得了苦。

　　饭吃不饱，《水电站水库调度》的含金量却不低。其中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，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、社会效益。

　　位于湖南资水中游安化县境内的柘溪水电站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省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，1962年开始发电。但十多年里，柘溪水电站基本“靠天吃饭”，有水就发电，水多了就放掉，水少就限制用电，干旱时下游群众用水困难。

　　1979年，柘溪水电站负责人找到华中工学院求援。张勇传受学校委派到湖南，迅速开展工作，并和团队查阅了28年的水文资料，研究最佳调度方案。

　　当时，我国电子计算机很少，每省仅1台，要么在计算技术研究所，要么在省计算中心，需预约排队使用。“湖南方面对我们支持力度很大。”张勇传回忆，只要团队预约，就能很快用上。

　　团队“压力其实很大”。正值改革开放初期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大量用电，“团队就想着怎样能优化方案，为国家建设多发点电”。

　　那是一台使用穿孔带的121计算机，机体很大，占了整整一栋楼房，计算速度却很慢，没有显示屏。一个方案往往要连续三天三夜才能算出结果来。

　　“动不动就要算结果。往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还得出错误的结论，常常着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……”张勇传和团队成员索性就吃住在机房，饿了啃饼干，困了躺在草席上凑合休息，一次又一次验算、完善方案。

　　一天深夜，湖南省电力局领导前来探望，见团队饿着肚子鏖战，就带大伙儿到街上买米粉充饥。在许多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里，张勇传写道，“那大概是我这辈子吃得最香的米粉了，滑滑的，只是一个哧溜就滑到了我的肚子里。我吃得非常快，至今还能记得那份难得的畅快”。

　　经历了无数次错误结论，张勇传带领团队成员们一点点复盘，没日没夜找问题。最终在两个月内，柘溪水电站的最优调度方案诞生。

　　这个方案让柘溪水电站一年之内多发电1.3亿度。柘溪水电站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个成功实现优化调度的大中型电站。

　　彼时，水电部有关负责人在日本考察注意到，日本也很重视“水电如何发挥更大效益”。水电部在详细了解张勇传团队的研究成果后，召集全国各地主要水电站工作人员带上原始资料、调度方案，到湖南集中按照张勇传提出的算法与理论进行试算。“算出来的结果都比原来的好，都能够多发一些电。”张勇传回忆。

　　他的研究成果最终被水电部在全国34座大中型水电站推广应用。长江、黄河等流域许多水电站还专门邀请其上门“诊断”，寻求优化调度方案。

　　基于大量第一手资料，张勇传对优化调度理论进行总结，提出并证明了水库优化调度的三个定理，编制出了我国第一个水库优化调度程序，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、经济效益和可靠性的统一。

　　1985年，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颁奖。鉴于张勇传“通过学科交叉，在本学科取得理论上的突破，并在生产应用中取得巨大经济效益”，其“水电站水库优化调度理论应用与推广”获一等奖。这是湖北省首批、华中工学院首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

　　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。随着改革开放进程逐步深入，我国解决能源不足、电力不够的问题迫在眉睫。

　　1984年年初，张勇传和同事们在华中工学院校园里，建立起我国第一座水电站经济运行计算机控制实验中心。

　　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，张勇传率先提出“数字流域”“三维水网”等概念，进行系统研究；他在国内首次将博弈论、控制论、不确定性理论运用到水电运行管理中，率先提出的凸动态规划和水调对策论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；建立了调度面变分求解模型以及传递相关判别准则，解决了库群优化的“维灾”难题；构建的随机决策模式、洪水分型和分型归纳演绎预报模式，为该领域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。

　　1997年，张勇传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，《候选人简表》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所得成果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获得超过8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。”有人说，截至今天，张勇传的研究成果给国家带来的直接、间接效益，“恐怕已无法用数字来计算”。

　　正如他跟学生交流时说的，“就像水一样，不管它是风平浪静，还是惊涛骇浪，都永不停息地流淌下去”。多年来，在水库运行基础理论、规划决策与洪水风险管理、电力系统和水电站计算机仿真控制、随机决策等领域，张勇传深耕不辍，研究不断取得突破。这些理论在丹江口、三峡等特大水库和水电站中得到广泛应用。

　　“做科研离不开坚定的信念。不能一会儿干这个、一会儿去搞别的，这搞不好事。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是很不容易的，全力以赴也不见得能搞好一件事，但是小的成功总是有的……”张勇传感念在最困难时，华中工学院时任校长朱九思对他的支持。

　　那是“文革”时期，囿于特殊的社会背景，张勇传的研究结果短时间内无法在实践中运用、检验，他被批为“反动权威”，其《水电站水库调度》被诬陷为“搞经济主义”，是“唯生产力论”，数学研究则被认为是“玩数字游戏”。张勇传受到了批斗，还要进行劳动改造。

　　随着中央提出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射流成为热门项目之一，有同事转行从事射流研究。张勇传也一度觉得，既然自己的研究难以付诸实践，供施展抱负的空间太小，不如转行，做一些容易见实效的项目。

　　他找到朱九思校长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两人交流时，得知张勇传研究的水电能源开发与利用“如在工程上应用，能实现较大效益”，以及美国、苏联在该领域研究的大致情况后，朱九思鼓励他不要放弃，“保留好这一领域的种子，就坚持这个方向”。

　　这坚定了他“继续研究”的信心与决心，“别人理解也好、不理解也罢，我尽自己的能力，把研究往前推进一步”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张勇传出版《水电能优化管理》《水电系统最优控制》等16部专业著作，获国家科技进步一、二、三等奖和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十余项。2021年，湖北省最高人才荣誉奖项——首届“湖北省杰出人才奖”揭晓，张勇传入列20名获奖者之一。

　　对于荣誉，张勇传“不知道有什么用处”。他谈起读大学起就喜欢的两位偶像：爱因斯坦、居里夫人。

　　“爱因斯坦认为，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重要。”张勇传说，“话说回来，自己就是想把提出的一个个问题解决。想得最多的是做的研究能在生产实际中产生什么样的效果。至于朋友们怎么评价，甚至领导怎么评价，都不是第一位的”。

　　沿着一条路做研究，也并不一定就能收获世俗的“成功”。他补充说：“也许几十年一条路没能走通。这也是对科学的贡献——让别人可以避开错误的路途从而探求其他的路。”

　　2005年，正值爱因斯坦创立“相对论”、提出质能方程（E=mc2）100周年，在华中科技大学，经张勇传院士与时任校领导倡导，学校研究生院面向全校启动“科学精神与实践”讲座。

　　张勇传受邀作为首场讲座嘉宾，围绕“珍惜爱因斯坦的精神财富”作专题讲座，鼓舞青年学子们“崇尚科学精神，提高学术水平”。

　　至今，这一讲座举办300余期，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涵养学子科学与人文精神的“十大校园文化品牌”之一。

　　居里夫人是世界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。张勇传感佩的是，居里夫人与姐姐同时考上大学、面临家中经济困境时所作的选择——先牺牲自己去当家庭教师、资助姐姐读大学，等姐姐毕业找到工作再帮助自己读大学。

　　“科学求真，人文求善，两者可相得益彰。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’与‘己所欲施于人’同等重要。帮助他人，与人为善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吃点亏都不要紧。”

　　大学时，班里曾有一名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儿童团团长的同学，因当时的特殊政策被录取，各科基础较差，学习很是吃力。张勇传利用课余时间为这名同学辅导，不厌其烦地为他讲解，“帮助同学、看到同学得到进步，同学开心、我心里也很开心”。

　　雨季，看到一些山区滑坡频发，他认为当今在山区修路不能过于求“快”；一些城市一遇洪水就“看海”，他追问“排水管网改造得怎么样了”。

　　谈及“大学生努力的方向”，20多年前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他提出，成功不在一时一事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成功三部曲在于“知到智、材到才、人到仁”。“知人者智也，自知者明也”；材料只有经过打磨，才能找准人生的方向，历练成才；仁者是超越知识的最高境界，“仁者爱人”是对人性的最好诠释。

　　近年，“佛系”“躺平”等成为部分年轻人口中的“热词”，他认为这仅仅是一段时期的流行语，形不成大的风潮，“可能过几年就又变了”。得知个别年轻人为感情、学业、前途所困，抑郁甚至选择结束生命，他认为这些困难确实就在年轻人身边，“但眼前的困难不宜过分放大，有时不妨抬头看看远方”。

　　针对当下一些“内卷”现象，张勇传认为，这于自身成长、社会创造性的发展不利。他建议，与其关注眼前利益，不如以更宽广的胸怀、更广阔的视野、更深远的思考，锚定目标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

　　如今，已近鲐背之年的张勇传仍在和科研团队一起奋斗，他表示：“说福东海多波浪，说寿南山风雨狂，淡定随缘过往事，留取丹心向朝阳。”谈起水，他说：“此生既和水有缘，就甘愿作其中一滴，无声地陶泽土地，默默地滋养桃李。”作为教师，他坚信青出于蓝，而将个人的荣誉得失，都丢弃在前行的路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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